“我为党代会献一策”征集意见(五)

发布时间: 2011/11/23 发布人:武汉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切实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大幅降低社会的贫富悬殊
    
    
     最近重庆与广东两地领导隔空交火,引爆了“分蛋糕”与“做蛋糕”的争论。在我看来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只是虚晃一枪的口水战——重庆没有拿出如何分好蛋糕的施政方案相反却拿纳税人的钱大搞“唱读讲传”这样的政治秀,广东则回避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且贫富悬殊已经危害到社会稳定的事实。最近重庆提出,再用5年时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35——这仅仅略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发展目标,可惜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重庆方面却只字未提。
     重庆与广东关于“分蛋糕”与“做蛋糕”的争论虽然都是伪命题,但当今中国两位政治明星的隔空交手,却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中国贫富悬殊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
     如果一定要在“分好蛋糕优先”还是“做大蛋糕优先”之中做一个选择,我一定支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分好蛋糕”远比“做大蛋糕”更重要、更紧迫!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贫富悬殊程度的经济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何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算。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不过在0.24-0.36之间。也有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存在被高估的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灰色收入被低估,但反对者认为能够获得灰色收入的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考虑到灰色收入的实际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无论如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可,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的十分危险的程度。
     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不再是穷人由于妒忌心理产生的仇富仇官情结,而是已经威胁到大量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我生活了多年、最熟悉的武汉为例。大约50%以上的在职人员工资在扣除社保和个税之后,拿到手的钱每月仅为2000元左右,以双职工家庭平均抚养一个小孩和一位老人的四口之家来说,人均600元的生活费,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且前提是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如果小孩和老人生病,或者小孩想进教育质量较好的民办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或者双职工中的任何一人失去工作,整个家庭立即陷入入不敷出的恐慌之中。武汉的生活费用多高呢?举例说,4口之家每月水电气费用近200元,超市很难找到2.5元钱一斤的大米,看不到4元钱一斤的苹果,猪肉20元一斤左右,常吃的几种蔬菜旺季1-3元一斤,淡季3-8元一斤;便宜的衣服一套300元以上,即使买布料缝制,一套简单的衣服工钱也要80元以上;一环内新房均价逼近每平方米2万元(个别已突破);如果租房,视地段和房子新旧程度,一套二居室每月租金约1000-3500元。以此标准,也就是说,武汉大约有一半的家庭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而没有任何节余,其中30%的家庭生活相当艰难。在物价连年飞涨、工资基本不动的今天,我相信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国富民穷上。粗略估算,近20年来,中国GDP平均年增长11%,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23%,而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仅8%;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31.2%,居民收入增长不详,但我想一定不会超过5%(至少70%的股民都是亏损)!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占有过多的资源,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往往把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单纯的经济利益之上,运用资源的经济效益远不如民间企业,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普通远不如市场经济国家的根源所在。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可是人民生活远不是世界第二,或许连世界二流也算不上——我们在全民健保和教育上的投资,连左派经常嘲讽的印度和右派看不上眼的北朝鲜都不如!即使政府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可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全都是赤字财政,每年不得不靠大量举债来平衡预算支出,据国家审计署统计,仅地方债到去年底已经高达10.7万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快速膨胀之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财政开支上去了就很难再压下不来,如此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都无法满足政府庞大的支出,除了滥印票子,以恶性通货膨胀让全民来埋单,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高招——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由政府掌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尽管货币发行量是国家绝密,但物价飞涨让每个人都能真切体会到政府滥权货币的可怕。可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是让普通民众生活更为艰难,并让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陷入无法解决温饱的赤贫,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贫富悬殊问题虽然严重,但毕竟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何况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力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足以维持一种靠外力压制住的表面稳定。比如,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工具,人数最多的军队和武警,人数最多和政治觉悟最高的公检法司安,组织最健全和雇员最多的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人数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总和2倍的私人保安,像监狱一样高墙林立并安装了铁窗、铁门、摄像头和红外报警设备的各个独立单位和社区,等等。我甚至可以断言,而且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过,以国人懦弱的个性,有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即使饿死几千万人,中国也未必出现大的社会动乱。但一旦出事,那绝对是一场让中华民族陷入空前血腥的动乱。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暂时还不想与人民分享政治权力,则一定要照顾好穷人的基本生活,这样才能保证权力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选择。
     要照顾好穷人的生活,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多的财力,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包括实行全民免费医保,全面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对低收入困难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降低公务员离退休待遇与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巨大差别,像几十年前曾经做到的那样,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大学生和在当地交纳社保超过6年的职工结婚时提供免费公房,等等。为避免政府过度举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体系破产,政府应实行精兵简政,反对铺张浪费,停止一切形象工程和过分超前的建设。
     总而言之,即使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必须立即开始着力解决好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